[转帖]农民
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20多人。这些吃上“皇<br/>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让子女摆脱农民<br/>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br/>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br/>荣。<br/> 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br/>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br/>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br/>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br/>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br/>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br/>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br/>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br/>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br/> 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br/>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br/>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br/>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br/>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br/>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以及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br/>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br/> 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br/>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br/>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br/>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br/>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br/> 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br/>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br/>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br/>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br/>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br/>恶。在颐和园里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br/>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br/>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br/>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br/>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br/>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br/>人。<br/> 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br/>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br/>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br/>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br/>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br/>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度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br/>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br/>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br/>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br/>徭役？<br/> 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br/>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br/>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br/>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十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六<br/>零年的中国饥民，如果100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50块钱100斤<br/>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2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一九六零年那次饥荒全国大<br/>约饿死2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开<br/>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br/>他们返还一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br/>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br/> 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br/>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br/>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br/>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br/>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br/>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br/>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br/> 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br/>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br/>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br/>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br/>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br/>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br/>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br/>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br/>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br/> <br/><br/> 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br/>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br/>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br/>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br/>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br/>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br/>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br/><br/> 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百分之九十六至百分<br/>之九十六点五；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四。从公共财富<br/>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br/>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br/><br/> 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br/>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br/>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br/>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br/>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br/>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br/><br/> 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br/>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br/>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br/>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br/>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br/> <br/> #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br/>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br/>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br/> #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br/>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br/>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br/> <br/> 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br/>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br/>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br/>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br/>膜。<br/><br/> 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br/>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br/>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br/>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林的乡村经验和农<br/>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br/>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br/>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br/>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br/><br/>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br/>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br/>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br/>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br/>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br/>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br/>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br/>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br/><br/>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br/>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br/>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br/><br/> 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br/>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br/>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br/>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br/>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br/>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br/>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br/><br/> 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br/>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br/>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br/>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br/>什么。<br/><br/> 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br/>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br/>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br/>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br/>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br/>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br/><br/>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br/>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br/>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br/>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br/>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br/>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br/>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br/>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br/>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br/><br/> 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br/>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br/>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br/>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br/>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br/><br/>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br/>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br/>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br/>嚎。<br/><br/>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br/>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br/>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br/>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br/><br/> 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br/>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br/>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br/>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br/><br/> 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br/> 都在奔波，活着得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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