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志勇
同志们: 根据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体安排,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 在讲这个课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和大家交流一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科学发展观。 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是党和国家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内容和表述也越来越完整和深刻。 1、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考察广东时提出“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交出优异的答卷”。 2、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的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3、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 (二)为什么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请大家思考这样几件事情: 1、城乡失衡: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支配15781元,农村人均4761元,差为1:3.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相对滞后。 2、地区间发展失衡:199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为辽宁5015元,最低为贵州1034元,差4.9倍;2004年最高浙江比最低的贵州高5.7倍,而世界上国家一级行政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多在2.5倍以下,如:日本1.5倍,德国1.9倍,法国2.2倍,印度3.3倍;我国不包括直辖市,省区间差距超过了5倍。另外,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不断扩大。1980年为0.33,1988年达到0.341,到了本世纪初已达到0.46,已经远远高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通过这些数字不难看出,我们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我简单说这样几件事情。 贵州瓮安事件:简称“6.28事件”。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8日,死者家属邀约300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最终导致暴力事件。游行者和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事件中,瓮安县委大楼、县政府、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烧毁。事件共造成150余人受伤。 哈尔滨宝马车事件: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菜农代义权与其妻刘忠霞驾驶着满载大葱的农用拖拉机赶往附近菜市场,车行至人才市场门前时,为避让迎面驶来的一辆面包车,与停靠在路边的宝马轿车发生刮蹭,接着发生了车主苏秀文驾宝马车撞死一人伤12人的事件。 2008年非常6+1事件:一起是:2008年7月1日,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拿着剔骨刀冲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砍死6名警察。这是上海市30年来最严重的袭警事件。另一起是:2008年10月11日晚,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84号铁路文化宫旁糖果酒吧前发生一起恶性伤害致死案件,被害人青年学生林松岭当场死亡,6名嫌犯均为警察。为此,社会流传了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上半年上海一个人杀死6个警察,下联是,下半年哈尔滨6个警察杀死一个人,横批是“非常6+1”。 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词“失衡”。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可以说,没有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社会发展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但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而言,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表现为社会事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管理水平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等等。 人际关系失衡: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人际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最基本的和谐,而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所期待的。而在对外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整体人际关系又在走向“滑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道德评价、公共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失衡问题。如瓮安事件,本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干群关系紧张,警民关系紧张。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值得我们反思。 人与自然失衡:恩格思曾说过一句话:“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道家学说有这样一句话,“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意思是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天地的运作不为自己,不自私,所以能够长久。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造成了对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一味的索取,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灾害不断,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禽流感、非典,今天又出现了猪流感,这都是自然界向人类发出的警告。 人的心理也在失衡: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普遍关注,导致了人们的心态也在失去一种平衡,公众心理被“偏执思维”取而代之。穷人与富人格格不入,民众与领导层相互抵触,商人与消费者互不让步,形成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就拿宝马车事件、6警察杀1人和1人杀6警察事件来看,就是上层与下层,强者与弱者的鲜明对照,就是因为人们心态的不平衡,才使大家这些事件关注的热情高涨。宝马是富有阶层“贵族气质”的象征,也是穷人无法跨越的分水岭。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开此车的人,并不是车型本身。民警们六死四伤无论怎么说,杀人者的罪恶都是不能抹杀的,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同情心道德感都依附在他的屠刀之下了,事实上,这悲剧对警察来说是催惨烈的,我们对死者的指责却多于同情,甚至没有同情并认为警察该死。民众仇视的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 因此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更是提高执政能力,全面解决我国存在的诸多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第二个问题:关于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突出了以人为本。在发展观上更多地强调实现人的利益,增加人的选择机会和选择自由,提高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围绕人的话题太多,世间一切事情都是因为有了人才精彩,也都是因为有了人才出现悲喜哀乐。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好的理论需要通过人去实践。科学发展观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说过,“整个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里所说的人,就其主体而言,就其绝大多数而言,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具体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党员干部是否真正受到了教育,思想作风是否得到改善,工作实效是否得到提高。 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思想和作风 人的精神来自于思想,作风来自于精神,思想作风问题集中反映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个人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思想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的灵魂。它决定着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的建设和改变。思想作风不端正,良好工作作风就无从谈起,甚至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误入歧途。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党,而党的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保证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胡锦涛同志对干部队伍思想素质建设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从“八荣八耻”到“八个方面”的优良作风。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落实好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迫切要把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大气力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因此,今天,我这一讲重点是关注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状况 (一)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历史回顾。在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总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思想作风建设的新要求,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作风建设成果,为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倡导和领导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并在党的七大上对党的作风作了科学概括,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党的作风建设在理论上趋于成熟,在实践上得到全面发展,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史为鉴,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保持“两个务必”,经受了执掌新中国政权的初步考验,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在端正党风方面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提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 产 党 员先进性集中教育活动。 回顾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程,特别是近年来,通过“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教育、“保持共 产 党 员先进性教育”和正在开展的“科学发展观”学践活动,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第一,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有力保障,也是党自身千锤百炼更坚强的重要原因。第二,无论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党在每个历史时期思想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如何表述,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第三,党的作风建设任务总是由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同党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的,总是在深刻分析党的作风状况、为解决党的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而进行的,因而总是与时俱进、常抓常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