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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珍宝岛战争详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七日，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被迫对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
第一节 苏联边防军侵犯珍宝岛
中苏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但在中苏两国友好时期，中苏边境是安宁的。中苏关系恶化后，中苏边界也开始多事。一九六○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嗣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潜入中国境内安装*装置，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从事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等等。一九六四年以后，苏联边防军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各种边境事件就达4180余起。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又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一九一五年才形成小岛，至今在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还可徒步上岛。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为珍宝岛。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层厚达两米以上，可以通行各种车辆。岛西是宽不足百米的江*，从未通航。珍宝岛四周树林环绕，大部分陆地为塔头墩(注)沼泽地。岛上的水泡（小湖）与乌苏里江相连，是鱼类的天然繁殖场所。该岛南北两端的江窝，是鱼类聚栖的地方。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进行生产和打鱼等活动。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珍宝岛又被当地人先后称作“张盖岛”和“翁岛”。一九二八年，中国居民陈远进买下了张盖的房子，与其儿子陈锡山常住岛上。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强迫岛上居民迁离该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陈锡山等人回到公司村一带居住，还经常登岛捕鱼和生产。一九四五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议的。
一九六四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出示的地图上竟把边界线画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把珍宝岛划归苏联所有。从此形成争议，并在该地开始出现摩擦。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达16次之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7辆，载运75名携带武器的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这些苏联军人拦截和殴打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当场打伤8人。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分队登岛巡逻，遭到30多名苏联边防军人的干涉和拦阻。苏联军人连推带打，强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人员离开。一月六日，苏联边防军又侵入珍宝岛，抓走两名捕鱼的中国公民。一月二十三日，76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上执行任务的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他们围攻、毒打中国边防军人，将中国边防军人摔倒在冰地上，致使有的军人口鼻流血，当场昏迷过去；他们还放出军犬扑咬中国边防军人。在这次事件中，苏联边防军打伤20多名中国边防军人，其中重伤9人。二月六日至二十五日，苏联边防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对于苏联边防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第二节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
苏联边防军将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态度和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视为软弱可欺。他们在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对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进行反击。
一、三月二日保卫珍宝岛的战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宝岛地区冰天雪地，气温为零下27摄氏度。上午八时四十分，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派出例行巡逻分队，分成两个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带篷卡车和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急速驶来。苏联边防军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抢先侵入珍宝岛。他们下车后，就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登岛巡逻。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但是，苏联边防军却摆开战斗队形，持枪步步进逼，并以1个班的兵力向第一巡逻组左翼穿插，企图切断这个巡逻组的退路。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毫不示弱，继续巡逻。九时十七分，苏联边防军另一个小队进到第一巡逻组的右侧。当苏联边防军对第一巡逻组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后，突然向这个巡逻组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人。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第二巡逻组听到枪声后，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果断行动，给侧后的苏联边防军以沉重打击。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不断地向中国巡逻分队开枪开炮，其中1辆装甲车侵入珍宝岛北端的江*，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的中国巡逻分队。中国边防部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将其击退，并抓住战机转入反击，但是遭到隐蔽在丛林中的苏联边防军机枪的猛烈扫射，前进受阻。中国边防战士于庆阳沉着冷静，趁苏联边防军的机枪暂停射击之机，猛然从隐蔽点跃起，向苏联边防军的机枪方向冲击。此时，丛林深处苏联边防军的另一挺机枪又响了起来。于庆阳当机立断，掉转枪口，予以还击。突然，苏联边防军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使他昏倒在地。不久，他猛然站立起来，端起冲锋枪又继续向入侵者冲击，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丛林深处苏联边防军的机枪仍在猛烈扫射，使开阔地的中国边防战士受到严重威胁。副连长陈绍光心如火燎，立即扑向丛林勇猛还击。当他指挥一个班迂回到苏联边防军的背后欲断其退路时，苏联边防军的增援人员也正好赶到，并发起了攻击。在腹背受敌的紧要关头，陈绍光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对苏军增援人员进行反击。他发现前方100米处有苏联边防军的两挺机枪在交*扫射，便一边命令战士们掩护，一边向机枪冲去。在战斗中，陈绍光的左臂和前胸受伤，鲜血浸透了他的棉衣。他以钢铁般的意志控制着站立不稳的身躯，端枪接连打了两个点射，消灭了苏联边防军的1个机枪火力点，而他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吃力地从弹带里取出血染的弹夹，交给身边的战士，要他们赶快去战斗。他还让战士们把自己扶*在一棵白桦树旁，激励大家英勇作战。战士们眼里噙着泪花，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迫使入侵的苏联边防军退回江面，登上1辆装甲车撤回苏境。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二、三月十五日保卫珍宝岛的战斗
三月二日战斗后，苏军迅速向边境增兵，企图继续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珍宝岛。为了保卫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也抓紧时间，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三月十四日，珍宝岛地区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苏联边防军2辆装甲车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乌苏里江中国江*侦察挑衅。十五日凌晨，风停雪住。四时许，苏联边防军步兵60余人，趁拂晓前的夜暗，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潜伏在丛林之中，企图偷袭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中国边防部队令营长冷鹏飞带领1个加强排立即登岛，依托珍宝岛东南的天然壕沟，与侵岛苏联边防军对峙。八时许，入侵的苏联边防军以装甲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猛烈射击。接着，苏联边防军步兵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岛分队进攻。冷鹏飞指挥守岛分队运用集火近战的战术，对进至200米以内的苏联边防军步兵予以打击，并集中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相互配合。同时，他又组织40火箭筒和无坐力炮打击苏联边防军装甲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一次进攻。
中国边防分队利用战斗间隙，调整射击位置，加固工事，作好迎击苏联边防军再次进攻的准备。当日九时四十六分，苏联边防军的地面炮兵和坦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接着，又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向珍宝岛接近。其中4辆坦克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迂回到中国边防部队守岛分队的侧后；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珍宝岛北端侵入，向中国守岛分队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前后夹击中国守岛分队。苏联江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机枪火力也同时封锁了中国江*，拦阻中国江岸上的部队上岛支援。中国守岛分队根据苏军坦克从中国江*迂回，登岛比较困难的情况，决定在珍宝岛西侧留置少数兵力，监视和阻击苏军的迂回坦克；集中兵力和反坦克兵器，抗击正面进攻的苏联边防军。此时岸上二号阵地的无坐力炮排七班班长杨林，奉命带领七、八班上岛攻击苏军迂回前进的坦克。杨林带着战士们跃进到被苏联边防军火力封锁的江*，发现迂回中的4辆苏军坦克成纵队高速驶来。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机。待苏军坦克驶近到10余米远时，杨林率领几名战士，突然跃起，接连投出5枚手雷。苏军坦克队形混乱，先头1辆T─62型坦克闯入中国边防部队预设的雷区，右侧履带被炸断。另外3辆赶忙按原路倒车逃窜。杨林抓往战机，命令战士在冰面上架炮跟踪射击，首发即击伤掉在后面的1辆坦克。随后，杨林带领七、八班继续向珍宝岛机动，刚进入指定位置，苏军2辆装甲车就向他们冲来。杨林操炮瞄准，待装甲车驶近到80米处才开炮，当即击中1辆。另1辆慌忙掉头逃窜，杨林操炮追射，将其击毁。这时，又有1辆坦克和1辆装甲车冲来，杨林在左手已经负伤，右手也被打断3个手指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用血肉模糊的双手继续操炮射击，又将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击毁。正当杨林向坦克瞄准射击时，不幸被苏军的坦克炮击中而壮烈牺牲。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垮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二次进攻。
为了准备打退苏联边防军可能发动的更大进攻，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调整部署，进一步做好防御战斗准备。十三时三十五分，苏联边防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机（亦称侦察校射机）引导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防御阵地和公司边防站，大规模地进行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时间长达两小时。接着，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进攻。苏联边防军登岛后，以部分坦克、装甲车首先在岛中部东侧的丛林中成一线展开，用火力掩护其余坦克、装甲车以及步兵，分成两个梯队向岛上中国边防分队的防御正面实施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中国边防分队赶出珍宝岛。中国边防分队抓住苏联边防军害怕步兵与坦克、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打1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苏联边防军步兵和坦克的战术协同被打乱后进展缓慢，于是不断增加兵力。中国边防战士机动灵活，越战越勇。火箭筒手华玉杰甩掉棉衣和绒衣，扛着火箭筒，打一发换一个地方，先后击毁击伤苏军装甲车4辆。十五时三十分，岛上与岸上的中国边防分队指挥员，迅速组织步兵和炮兵火力，继续打击登岛的苏联步兵、装甲车和坦克，使其严重受挫。经五十多分钟激战，中国边防部队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在三月十五日这一天，与苏联边防军的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的步兵，激战近九个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
三、争夺坦克的战斗
被中国边防部队炸断履带的苏军T─62型坦克，留在中国江*的冰面上，成为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因此，苏联边防军千方百计想夺回这辆坦克。三月十七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和纵深6公里的地域。接着，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70余人入侵珍宝岛，在岛上敷设了1000余枚地雷。苏联边防军布雷时，预留了一条宽20米的通路，以便把炸坏履带的T─62型坦克拖回去。为了粉碎苏联边防军强行拖走坦克的企图，并对苏联边防军的炮击行动予以回击，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拦阻登岛的苏联边防军。十七时，苏联边防军停止炮击，中国边防部队遂于五分钟后也停止反击。侵入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在施放烟幕后，逃回了苏联境内。
中国边防部队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及时增派小分队进入珍宝岛坚守，并派副科长孙征民率领工兵小分队上岛排雷、布雷。在珍宝岛战斗打响后，孙征民曾冒着危险，6次登岛排雷、布雷，经他亲手排除的地雷就有200多枚，为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后因排雷时发生意外，孙征民不幸牺牲。
二十一日晚，苏联边防军改变了主意，派遣一个爆破组，沿预留的雷区通路偷偷摸向炸坏履带的T─62型坦克，企图将它炸毁、炸沉。当这个爆破组接近坦克时，被中国边防部队发现，立即组织火力将他们击退。后来，苏联边防军为了防止坦克被中国边防部队拖走，一面用炮火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接近坦克，一面昼夜不停地炮击这辆坦克，企图将其彻底炸毁。由于附近的冰层被炮弹炸开，坦克沉入江底。中国边防部队在海军潜水员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以及当地民兵的帮助下，利用简易器材，冒着苏军的炮火穿过一米多厚的冰层，作业四昼夜，于五月二日将这辆苏军坦克打捞上岸。后来，这辆坦克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
为了表彰边防部队保卫珍宝岛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七月三十日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容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一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了集体一等功。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边防军又在中苏边界西段不断挑起事端。六月十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先后侵入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强行驱赶中国牧民的羊群，野蛮殴打、捆绑中国牧民，并开枪打死怀孕女牧工孙龙珍。中国边防部队在对其发出多次警告而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随后，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境内，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八月十三日，苏联边防军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侵入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副连长杨政林指挥巡逻分队全体官兵浴血奋战四小时，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冲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在此次事件中，苏联边防军还打死中国民兵3人，打伤前往增援的中国边防战士12人。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关于与苏联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主张，对苏联边防军不断制造的新的武装挑衅事件，采取了顾全大局的态度，坚持自卫原则，据理斗争，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九月十一日，中国总理周恩来趁苏联总理柯西金途经中国的机会，在北京机场与他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在中国方面的提议下，达成了缓和边界冲突的临时措施。从此，苏联边防军逐渐停止了对中国境内的射击活动。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忠诚保卫者。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面对着苏联边防军的坦克、飞机、大炮和装备精良的摩托化步兵，毫不畏惧，奋勇作战，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珍宝岛作战的胜利，也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的结果。战斗打响以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组织了1万余人的筑路队伍，抢修公路、桥梁，并出动车辆，为前线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当时，需要组织一个450人的支前担架营为部队运送伤员，当地群众要求参加的就有6000多人，出现了新婚妻子为丈夫报名、父母为儿子申请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伤员转到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后，兵团家属不仅进行精心护理，还为伤员输血1.7万多毫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有力地保证了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
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４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
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帐，索要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7]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作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磨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１月５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４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年１月２３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２８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２月６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７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６个点射。
终于，３月２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３月４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１.５亿人，４亿人次以上。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３月５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毛泽东说：珍宝岛一仗破除了迷信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战备热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实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
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在边境兵力的人数上。从９０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四十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７５毫米无后座力炮和４０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
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９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
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仗是这样说明的：
３月２号８点４０分，我边防巡逻队３０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７０个人上岛围堵我们。９点１７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７个。打到９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６０余人，其中打死50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
３月15日，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４个大口径炮营。但是，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也做了充分准备，先于１４日夜上岛并在江*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15日凌晨３点出动６辆装甲车、３０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８点２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９点４０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１点３５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３点１３分又出动１０辆坦克、１４辆装甲车和１００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１辆坦克，４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伊凡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６０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４辆。
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政治、*人的觉悟，*勇敢，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
毛泽东指示：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早在1968年１月５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２４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
珍宝岛1969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1968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1968年12月２８日，特别是1969年１月２３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２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２月１９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17]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３月２日和３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日的战斗并且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３０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
３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Ｔ６２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3月22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３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
３月２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２９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７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
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８月１３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３００余人在直升飞机２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３０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４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
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形势估计严重，中共中央急谋应对之策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而四位老帅７月１１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５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８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
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4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９月３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４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中苏总理机场缓和，毛泽东怀疑苏联阴谋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讯息。
６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加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45]，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１１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
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９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１８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 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７月２３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８月１３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８月２８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７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７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
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７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７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８月８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
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８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９月１７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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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
发表于 2007-10-8 19: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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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3 05: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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