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机制与利益机制并重（1）

骑士

思想机制与利益机制并重

——论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莫  凡

 

内容摘要：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若干阻碍，表现为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弱化与对“崇高”的消解。由于利益是价值的尺度，中西方均有将思想和利益结合起来推广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实践，所以应当建构思想与利益并重的核心价值观推广机制，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所有制与分配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政策当中，增强核心价值建设的实效性。

关 键 词：思想  利益  推广  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莫凡(1982—)，男，湖南零陵人，中共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认同的利益机制研究”（09BKS040）；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研究”(10BKS02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宣传和推广核心价值观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过度依赖思想、文化或教育机制，而应当加入利益引导的因素，采取思想机制与利益机制并重的方式。

 

一、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若干阻碍

 

（一）主流价值观的弱化

在当代中国，以电视、网络、电影等媒介为载体传播的一些腐朽性思想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邓小平认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1]事实的确如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以报刊、电视、书籍为代表的传统传播媒介和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更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和输送着数以亿计的数据信息，对当代人进行立体式的“思想轰炸”。在这些信息当中，不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优秀思想，但是也充斥着腐蚀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如果不对这种霸权式的文化进行甄别与应对，会让各种文化风险潜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为社会整体稳定埋下隐患。江泽民在新时期的建设实践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和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一些同志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党的肌体”。^[2]因此，防范和管理文化风险，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成为了对外开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对文化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他将其提升到国家主权和社会安全的高度：“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3]所以，建构抵御腐朽思想的文化风险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二）当代社会对“崇高”的消解

当代社会对“崇高”的消解会促成道德失范。当今时代是一个“崇高消解”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人们已经完全摒弃了“崇高”的价值，而是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与迷失中降低着“崇高”的地位。换言之，尽管“崇高”尚存，但它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人们心中居于“崇高”地位的观念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信念。改革开放以前，这一理想信念通过“领袖权威”和“道德英雄主义精神”被树立起来。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的艰苦环境中，该理想信念对人们的艰苦奋斗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文革”中，“左倾”错误过多地使用了这两种方法，导致个人的正当利益受到压制，人们在价值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崇高”精神是否仍能主导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崇高消解”的问题似乎正成为一种显性的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具备一种“经济人”理想，“成本—收益”的思维定势成为操控市场主体的工具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4]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物欲猛烈地冲击着伦理和信仰的领域，“道德失范”成了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状况下，过去被沉重压制的个人利益异常地凸现出来。事实上，对于任何个人而言，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每一个“自我”都是“关系中的自我”。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他要接受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并以自己对社会的奉献实现人生价值。但是，当今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却使个人利益异常膨胀，试图以个体价值消解公共价值，最终导致了“崇高的迷失”。^[5]由此可见，由崇高消解所形成的道德失范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风险。因为它形成了人们在利益观和价值观上的不合理状况，促使人们“躲避崇高”和“拒绝美德”，逐步衍生为“精神危机”的思想形态。这样，防范和管理这种文化风险诱因，正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胡锦涛所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有效抵御各种消极腐朽思想文化侵蚀，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6